晉商聞名于天下，那么晉商講究的經商之道是什么

所屬幫派：風雨后的彩虹

2010/3/20 15:39:12 來自： xf2010

其一，坦然從商。　　做商人就是做商人，沒有什么遮遮掩掩羞羞答答的。這種心態，在我們中國長久未能普及。士農工商是在人們心目中的社會定位的序列，商人處于末位，雖不無錢財卻地位卑賤，與仕途官場幾乎絕緣。為此，許多人即便做了商人也竭力打扮成儒商，發了財則急忙辦學，讓子弟正正經經做個讀書人。在這一點上，最有趣的是安徽商人，本來徽商也是一支十分強大的商業勢力，完全可與山西商人南北抗衡（由此想到我對安徽也一直有誤會，把它看成是南方的貧困省份，容以后有機會專門說說安徽的事情），但徽州民風又十分重視科舉，使一大批很成功的商人在自己和后代的人生取向上左右為難，進退維谷。這種情景在山西沒有出現，小孩子讀幾年書就去學生意了，大家都覺得理所當然。最后連雍正皇帝也認為山西的社會定位序列與別處不同，竟是第一經商，第二務農，第三行伍，第四讀書（見雍正二年對劉于義奏疏的朱批）。在這種獨特的心理環境中，山西商人對自身職業沒有太多的精神負擔，把商業做純粹了。　　其二，目光遠大。　　山西商人本來就是背井離鄉的遠行者，因此經商時很少有空間的框范，而這正是商業文明與農業文明的本質差異。整個中國版圖都在視野之內，談論天南海北就像談論街坊鄰里。這種在地理空間上的心理優勢，使山西商人最能發現各個地區在貿易上的強項和弱項，潛力和障礙，然后像下一盤圍棋一樣把它一一走通。你看，當康熙皇帝開始實行滿蒙友好政策，停息邊陲戰火之后，山西商人反應最早，很快就知道自己該干什么了。面向蒙古新疆乃至西伯利亞的龐大商隊組建起來，光是大勝魁的商隊就拴有駱駝十萬頭，這是何等的眼光！商隊帶出關的商品必須向華北華中華南各地采購，因而他們又把整個中國的物產特色和運輸網絡掌握在手中。又如，清代南方諸商業中以鹽業賺錢最多，但鹽業由政府實行專賣，許可證都捏在兩淮鹽商手中，山西商人本難插足，但他們不著急，只在兩淮鹽商資金緊缺的時候給予慷慨的借貸，條件是稍稍讓給他們一點鹽業的經營權。久而久之，兩淮鹽業便越來越多地被山西商人所控制。可見，山西商人始終凝視著全國商業的大格局，不允許自己在哪個重要塊面上有缺漏，不管這些塊面處地多遠，原先與自己有沒有關系。人們可以稱贊他們隨機應變，但對機的發現，正是由于視野的開闊，目光的敏銳。當然，最能顯現出山西商人目光的，莫過于一系列票號的建立了。他們先人一步的看出了金融對于商業的重要，于是就把東南西北的金融命脈疏理通常，穩穩的把自己放在全國民間財錢流通的主宰者的地位上。這種種作為，都是大手筆，與投機取巧的小打小鬧完全不可同日而語。我想，擁有如此的氣概和謀略，大概與三晉文明的深厚蘊藏，表里山河的自然陶冶有關，我們只能抬頭仰望了。　　其三，講究信義。　　山西商人能快速的打開大局面，往往出自于結對成幫的群體行為，而不是偷偷摸摸的個人冒險。只要稍一涉獵山西的商業史料，便立即會看到一批又一批的所謂的“聯號”。或是兄弟或是父子或是朋友或是鄉鄰，組成一個有分有合互通有無的集團勢力，大模大樣的鋪展開去，不僅氣勢壓人，而且呼應靈活，左右逢緣，構成一種商業大氣候。其實，山西商人對聯號系統之外的商家，也會盡力幫襯。其他商家借了巨款而終于無力償還，供出的商家便大方的一筆購銷。這樣的事情在山西商人之間，所在多有，不足為奇。例如我經常讀到這樣一些史料：有一家商號欠了另一家商號白銀六萬兩，到后來實在還不出了，借入方的老板就到借出方的老板那里磕了個頭，說明困境，借出方的老板就揮一揮手，算了事了；一個店欠另一個店千元大洋，還不出，借出店為了照顧接入店的自尊心，就讓他象征性的還了一把斧頭一個籮筐，哈哈一笑，也算了事了。山西商人機智而不小心眼，厚實而不排他，不愿意為了眼前的小利而背信棄義，這很可稱之為“大商人心態”，在南方商家中，雖然也有，但不如山西堅實。不僅如此，他們在具體的產業行為上也特別講究信譽，否則那些專營銀兩匯兌資金存放的山西票號，怎么能取得全國各地百姓長達百余年的信任呢？眾所周知，當時我國的金融信托事業并沒多少公證機制和監督機制，即便失信，也幾乎不存在懲罰機制，因此一切全都依賴信譽和道義。金融信托事業的競爭，說到底是信譽和道義的競爭，而在這場競爭中，山西商人長久處于領先地位，他們竟能給遠遠近近的異鄉人一種極其穩定的可靠感，這實在是很了不起的事情。商業同行相互間的道義和商業行為本身的道義，加在一起，使山西商人給中國商業文明增添了不少人格意義的光彩，也為中國思想史上歷時千年的義利之辯（例如很多人習慣的認為，只要經商，必然見利忘義）增加了新的思考方位。　　其四，嚴于管理。　　山西商人最發跡的年代，朝廷對商業金融業的管理，基本上處于無政府狀態。例如眾多的票號就從來不必向官府登記，領執照，納稅，也基本上不受法律的約束。面對如許的自由，厚重的山西商人卻很少有隨心所欲的放縱習氣，而是加緊制定行業規范和經營守則，通過嚴格的自我約束，在無序中求得有序。因為他們明白，一切無序的行為至多有利于一時，不能立業于長久。我曾恭敬的讀過上世紀許多山西商家的號規，不僅嚴密切實，而且充滿智慧，即便從現代管理科學的眼光去看，也很有價值，足可證明在當時，山西商人的隊伍中已經出現了一批真正的管理專家，而其中像日升昌票號總經理雷履泰這樣的人，則完全可以稱之為商業管理大師而雄視一代。歷史地來看，他們制定和執行的許多規則，正是他們的事業立百年而不衰的秘訣所在。例如不少山西大商家在內部機制上改變了一般的雇傭關系，把財東和總經理的關系納入規范，總經理負有經營管理的全責，財東老板除發現總經理有積私肥己的行為可以撤換外，平時不能隨便的頤指氣使；職員須訂立從業契約，并劃出明確等級，收入懸殊，定期考察升遷，數字不少的高級職員與財東共享股份，到期分紅，使整個商行上上下下在利益上休戚與共，情同一家。總號對于遍布全國的分號容易失控，因此進一步制定分號向總號和其他分號的報帳規則，分號職工的書信匯款省親的規則，凡此種種，使許多山西商號的日常運作越來越正常，一代巨賈也就分得出精力去開拓新的領域，不比為已有的產業搞得精疲力竭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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